企业管理顾问赖芊翠认为，司法裁决本身理应受到尊重，但并非所有结果，都必须伴随情绪化的公开反应。
他以前首相居家服刑申请遭驳回为例，这项裁定在法律与制度层面并不算复杂。法院依法作出决定，自有其程序与逻辑，社会上出现不同立场，本属正常现象。真正引发舆论波澜的，并非裁决内容，而是裁定公布后，那一句带着明显情绪色彩的“喜悦表态”。
当情绪成为焦点，公共讨论的轴线便开始偏移。原本，这是一场可以围绕司法程序、特赦机制与宪制权限展开的理性讨论；但情绪被放大后，社会关注点迅速从制度本身，转向表达者的态度与姿态。公众不再探问“裁决是否合理”，而是开始追问：“你为何表现得如此开心？”
这并不是过度挑剔，而是一种高度人性的反应。心理学中的“角色期待”指出，社会评判的并非单纯是一个人真实的情绪，而是处在特定位置的人，是否以符合该角色的方式表达感受，尤其当对象是公众人物时，这种期待更为明显。
以杨美盈为例，作为蒲种国会议员及前内阁部长，她长期被视为制度导向、理性治理与技术官僚路线的代表。她的政治形象，建立在冷静、克制与尊重程序之上。相较于情绪宣泄，公众更期待她给出的，是去情绪化、制度化的回应。
一旦情绪表达与角色定位出现落差，旁观者便容易产生不适。这种不适感，并非出于对失败者的同情，而是源自对一名原本稳健的政治人物，突然越过情绪边界的心理反差。
社会心理学也提醒，人们对“优势者的快乐”格外敏感。当处于相对有利位置的一方，对明显处境下滑的一方流露喜悦，即便并无主观恶意，也极易被解读为幸灾乐祸。相反，若语言保持中性、理性与节制，公众的注意力自然会回到制度与裁决本身，而非个人情绪。
更深层来看，这也反映了一种“身份转换失衡”的现象——个人情绪未能及时与社会角色同步调整。若措辞得当，说话者更容易被理解为一名坚定支持法治原则的人，而不是因情绪外显而模糊角色界线。信息的接收，也会更贴近公众的心理预期。
在政治沟通中，语言选择本身就是分寸的体现。任何超出必要的情绪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姿态展示，而非原则陈述。尤其在联合政府的政治结构下，敏感议题往往被高度放大，一句越界的话，可能引发盟友的不安、反对阵营的动员，甚至让中间选民产生疑虑。
这正是政治传播中最容易被忽略的风险：你或许巩固了立场，却同时削弱了民意基础。
政治从来不惧怕意见分歧，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无意识流露的道德优越感。当“我坚持法治”，悄然演变为“我能从他人的挫败中获得情绪满足”，正义的界线便开始变得模糊。公众未必会替失败者辩护，但往往会对幸灾乐祸保持距离。尤其在社会普遍感到疲惫、撕裂、政治信任脆弱的时期，人们更期待看到的，是克制，而非胜负的情绪宣示。
或许，认同裁决本身没有问题；或许，坚持制度原则依然重要；但并非每一次“正确判断”，都需要搭配掌声与烟火。
对一位曾经主掌国家政策部门、以理性与制度见称的前部长而言，选择沉默，本身也可能是一种更具分量的立场。让制度自行发声，让裁决停留在裁决的位置，而不是被情绪重新包装。
在公共场域中，分寸本身就是政治判断。如果需要表达对司法裁定的认同，与其使用带有胜负意味与情绪高涨的“celebrate”，不如选用“appreciate”或“respect”这类强调理性认同与制度尊重的措辞，既清楚表态，也维持政治风格。这种表达方式，本身更接近成熟与稳妥。
当然，若这一表态并非情绪失控，而是经过权衡的政治选择，那么由一位“具备承担后果能力、也拥有相应资源的人”说出口，也可以被视为一次策略性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