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雅兰全民党永久主席余清禄指出，2025年12月19日，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SPR）副主席阿兹米在吉隆坡就选区划分发表谈话时，公开承认全国存在选民人数分布不均的问题，并以雪兰莪与砂拉越作对比，指雪州国会选区选民高度集中，而砂拉越每个国会选区平均仅约6.5万至7.6万名选民，几乎只是雪州的一半，因此形容砂拉越与沙巴在国会中的代表比例“偏高”。尽管如此，他也补充强调，这样的安排“是宪法所保障的，不应受到质疑”。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一个月前，即2025年11月16日，首相安华在沙巴亚庇与当地媒体举行早餐交流会时，首次正面回应沙巴与砂拉越长期以来争取恢复国会三分之一代表权的诉求。
安华当时表示，联邦政府在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与砂拉越的国会议席，并将此定位为既定政策方向。这也是自1963年以来，首次由首相明确承认东马在国会代表性需要被提升。不过，他同时强调，政府并未承诺恢复至三分之一席位，相关细节仍须交由选举委员会及法律程序进一步研究。
若将首相在亚庇的表态，与随后选委会释出的论调并列来看，脉络已相当清晰：政治责任被层层下放，历史问题被技术化处理。首相一方面表达“原则同意”，却把关键抉择推给选委会；而选委会则以一套完全抽离建国历史与政治背景的人口与选民比例算法，重新界定沙巴与砂拉越在国会中的位置。
问题从来不在于选民人数是否存在差距——任何现代国家都难以完全避免这种现象。真正的关键在于，选委会的论述刻意回避了沙巴与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的政治性质，以及1963年建国时所作出的制度性承诺。
1963年的“共组马来西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州属合并，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联合建国。国会代表权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保障与权力制衡，而不是单纯的人口比例计算。
若以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来衡量，沙巴、砂拉越与半岛三方，理应各占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席。事实上，当年英国在建国框架下，仅安排沙巴与砂拉越合计占三分之一强，已是东马方面的最低底线。
然而，经过半岛当局多年来的制度操作与政治现实，沙砂的代表性逐步被侵蚀，时至今日仅剩约四分之一的席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沙巴与砂拉越要求恢复至少三分之一的国会代表权，难道不是合情、合理、也合宪的吗？
因此，三分之一从来不是“恩赐”，而是一种宪制制衡机制；不是所谓“代表过多”，而是对东马作为建国平等伙伴地位的最低政治保障。
但选委会当前的论述，却将沙巴与砂拉越完全等同于半岛普通州属，套用同一套人口与选民逻辑来衡量“合理性”。这种技术化的算法，在政治上早已预设结论：沙巴与砂拉越只是一般州属，而非马来西亚的建国伙伴。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选委会一方面承认这是“宪法所应许”的安排，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沙砂代表过多”的叙事，为拒绝恢复三分之一代表权铺设舆论与技术上的合理性基础。
因此，今天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不是是否多增加几个议席，而是选委会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是维护1963年建国时的政治平衡，还是借由技术指标，逐步抹去沙巴与砂拉越的伙伴宪制地位？
当一个国家不断以程序、人口与时间为理由，解释为何无法兑现原有承诺时，问题早已不在算术，而在政治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