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小礼堂，是支撑学校运作的“生命线”。由于政府拨款常年不足，许多华校只能靠董事部东奔西走，募捐筹款来维持日常运作。礼堂盖好后，再出租给民众办宴会或活动，所得租金成了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对许多偏远华小而言，这笔钱不只是维持校务的资金，更是守护校园延续的命脉。
从1987年的 Carlsberg 十大义演，到1994年的 Tiger 华教义演，酒商赞助华教活动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从未引发任何严重争议。然而，今年一场义演上出现酒商标志，却被宗教保守派炒作成“大逆不道”。政府为平息舆论，教育部宣布调查，政治人物各自表态，结果是酒商撤出、标志被撤、学校募款陷入瘫痪。三十年风平浪静的合作，今年却演变成一场荒唐的政治闹剧。
更让华社寒心的是，近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政府连华小拨款数额都不愿明列。一方面不给足资源，另一方面又切断华校自主筹款的渠道。这并非“华人要靠酒业生存”的问题，而是体制性不平等的写照——资源分配长期失衡，非穆斯林社群的生活与尊严空间被不断压缩。
教育部口中的“维持现状”，不过是空洞的安抚辞令。事实上，2018年发布的教育部禁令从未修改，明文禁止学校接受酒类、赌业及烟草公司的任何形式捐助。禁令像一把悬在华校头上的刀，什么时候落下，全凭政治风向。政府嘴上承诺“弹性处理”，但不修法、不立规，一切只是暂时的“眼不见为净”。
问题的根源，在于法规模糊、执法随意，让宗教标准凌驾公共治理。非穆斯林群体的生活空间被推向灰色地带，政策也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若要真正解决问题，政府必须修订2018年禁令，明确区分“学生活动”与“社区外租”用途，将礼堂在非教学时段的租借合法化，排除宗教干涉。中央应制定统一作业程序，终止地方官员“各讲各理”的乱象。
同时，政府可设立“企业捐助与酒税回流华校基金”，将部分酒税专款专用于华校建设与设备更新，避免品牌曝光引发宗教争议，也实现税收再分配的公平。除此之外，政府必须在预算中明确列出华校拨款，让资源分配透明、合理，不再成为政治角力的筹码。
华社不要特权，只求制度的公正与确定性。若政府继续放任宗教标准压制非穆斯林群体，继续模糊政策、削弱自主空间，受伤的将不是哪一所学校，而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那一点点维系多元社会的平衡，也将随之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