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发生两桩闹剧，荒谬得让人哭笑不得。其一是每年都上演的“优秀生拿不到心仪科系”，即使成绩优异，却依然错失首选大学与科系。其二，则是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阿都拉曼达兰的“奇谈怪论”——面对医疗人才大举流往新加坡，他竟建议马来西亚政府向新加坡索赔。
这两件事背后，真正揭露的不是学生个人的无奈，也不是所谓外国的“挖角手段”，而是我国整个制度与现实严重脱节。从升学分配到就业环境，我们耗费大量资源培养的人才，最终不是流向海外，就是被制度逼走，而他们到了国外，却频频创下佳绩，反衬大马成了笑柄。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人才早已不受国界限制。跨国企业手握庞大资金，凭借全球布局建立自己的人才库，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各国政府同样不遗余力，积极吸引顶尖人力，地理边界的约束已大幅削弱。
例子触目惊心。一名在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考获满分4.0的学生，国内大学连前三志愿都没被录取，却轻松拿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的录取和奖学金。他索性放弃上诉，转身赴新。按照新加坡一贯模式，这类学生在完成学业后还需在当地工作数年，等于提前替新加坡储备未来的人力资源。对这名学生来说，既能进入亚洲顶尖学府，又有新币收入前景，留在本地反而成了“次优选择”。
类似情况层出不穷。曾经有一名学生，目前在香港大学攻读法律系，大二结束便已获香港顶尖律所的“提前录取”。条件之一，是必须进入牛津或剑桥完成研究所课程。这意味着，律所还未等他毕业，就已经“锁定”了他这个潜力股——全球顶尖机构的超前部署，正好说明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
在交通与科技彻底打破界限的今天，个人去留早已以待遇、环境与发展机会为核心考虑。相比之下，大马却显得力不从心：优秀学生被冷待，专业人才留不住，更别提提前为未来打造“人才库”。
身为大马人，清楚看到，族群与政治生态是压在人才发展上的沉重枷锁。更令人悲观的是，短期内没有任何政党能真正扭转这局面。在这样的现实下，人才外流几乎是必然结局。
也许，我们只能换个角度安慰自己：比起输出女佣与外劳，我们输出的是顶尖学生、专业医师、未来律师。换句话说，大马至少还是“出口精英”的国家。听上去是不是也挺“光荣”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