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大学录取季，熟悉的戏码总会重演：一些政党和政治人物站出来，为落榜或没拿到理想科系的考生“喊冤”。这种场景，从我还是中学生时就不断出现，几十年过去，至今依旧。
不同的是，如今升读国立大学的管道比当年多得多。除了STPM，还有大学预科班（Matriculation）、ASASI（大学基础班），以及近年新增的SATU公开招生。听上去选择更广，但公平性和透明度的质疑，却始终如影随形。
早期预科班开跑的时候。对非土著学生来说，当时唯一能进国立大学的主要途径，几乎只有STPM。直到2002年，在马华推动下，预科班才开放10%名额给非土著申请者。
申请预科班其实还有“隐形条件”——成绩之外，家境清寒和来自乡区的考生也会被优先考虑。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帮助了一些成绩不算拔尖，却也不差、又缺乏经济资源的学生，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国立大学。
然而近几年情况却起了变化。越来越多全A生拼命涌入预科班，结果那些“中上层”的弱势学生，反而更容易被边缘化。表面上管道更多，实际上他们的选择更少。
问题不只是学额分配，而是不同管道学生最终汇聚在同一校园时，背后承受的挑战和考验并不对等。这不仅仅关乎分数，而是对“公平”观感的打击。若顶尖的STPM生屡屡被冷落，而另一群人却因制度性优势轻松进入热门科系，那么年轻一代对“努力有回报”的信念必然动摇。
政府常谈“提升高等教育水平”、“与国际接轨”，但如果入学制度永远绕着固打和双重标准打转，这些口号就难以令人信服。教育不只是个人前途，更是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根基。
国际上早已有不少先例。德国、挪威、阿根廷、巴西等国的公立大学几乎免费开放，理由很简单：高等教育是国家的投资，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社会因更多人受教育而整体获益。尤其北欧，更是把教育视为“普惠权利”。
大马的现实则是，中小学教育免费，但大学仍充满门槛。学费、奖贷学金的不均，让许多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即便考上大学，依旧可能因经济压力而中途放弃。换句话说，要么你家底厚，要么你成绩满分，否则连心仪学额都很难拿到。这也是为何不少年轻人宁可转身追逐“网红梦”，因为升学对他们而言，既昂贵又高风险。
因此，当政客慨叹“人才外流”时，总觉得讽刺。人才为何离开？答案并不复杂——问题不在国外月亮更圆，而在于我们自己是否给过公平的机会与合理的土壤，让他们愿意留下来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