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荃湾，一名37岁男子带着妻子与两名年幼孩子入住悦来酒店，最终一家四口全部离世。男子从高处坠下，妻子与孩子则在房内身中多刀，倒在客厅与卧室。死者曾是纪律部队成员，原本计划八月举家移民，开启新生活，却在离开前走向极端。
事发前，他在社交平台留下长文，坦言受情绪病困扰，担忧辞职移民后收入中断，无法妥善照顾孩子，对妻儿满怀歉意。这封告别信在朋友报警后已无法阻止悲剧发生。
几乎同时，大马吉胆岛也传来噩耗——一名年轻母亲抱着三岁的女儿，从码头跳海，双双溺亡。据报道，她正与丈夫分居，生活压力接踵而至，最终选择带着孩子一起离开人世。
“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有勇气自杀，却没勇气求助？”网络上充斥着谴责与愤怒。然而，这些指控多停留在道德审判，却很少有人追问：他们是真的狠心，还是已被逼到无法支撑？他们不是不爱家人，反而可能因爱得太深，在绝望中把“离开”误认为是最后的保护。
这两桩悲剧——一个发生在国际化都市，一个发生在沿海小岛——表面毫无交集，背后却有惊人的相似：当家庭的支柱濒临崩溃时，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有多少人真正听见？
那位香港父亲，也许曾竭力维持坚强形象，但当情绪如潮水般没过颈项，生活支撑点接连坍塌，他看不到与家人继续前行的路。投海的母亲，或许也曾尝试求助，却无人回应，或压根不知道向谁开口——因为这个社会从不教人如何面对“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当悲剧被简单归咎于个人心理素质，当死亡被视为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失能的结果，我们就在掩盖更残酷的真相——社会关怀往往在最该出现的时候缺席。
人们期待父母无所不能，却对他们的孤立与绝望视而不见；口口声声劝人要坚强，却不给喘息的空间；鼓励求助，却让心理支援变成昂贵稀缺的奢侈品。在高压与快节奏的社会秩序里，最基本的同理心正被消磨殆尽。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为什么父亲会带着全家一起死？为什么母亲觉得跳海是唯一出口？他们的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崩坏，我们又在哪里缺席？这些问题，比任何指责都重要。
很多人说，“要是他们早点说就好了”，但现实是，他们真的没有开口，还是开口了却没人听见？悲剧看似家庭私事，其实是社会系统性失能的投影。当心理疾病被贴上羞耻标签，当情绪低落被视为脆弱，当压力被要求“自己想办法”，我们就在默许类似事件一再上演。
无论是香港的父亲，还是吉胆岛的母亲，他们曾努力活着，努力撑住家庭，只是最终疲惫压垮了希望。新闻带来的震惊与悲伤之外，我们更该反思：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让人觉得死亡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心理咨询依旧是奢侈品，如果父母陷在育儿焦虑中不能请假，如果男性面对情绪困境无处诉说，那么这种悲剧就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制度与文化共同失控的结果。与其再质问“为什么不早点求救”，不如先问——我们是否真的提供过一个让人敢于、也能够求救的空间？
